学生时代的终结

2022年六月一个多云的午后，我站在学校的喷泉旁，抛出博士帽，看着它旋转地升空，再缓慢地落下。 帽子落回地面的那个时刻，我知道自己的毕业了。无论愿不愿承认，我的学生时代就此终结，尽管许多问题还没有得到答案。

有趣的是，我还记得上学的第一天：1998年九月，姑姑把我送到幼儿园，叮嘱我“和其他小朋友好好相处”后，转身离开。我环顾四周，看到许多陌生的面孔，突然被恐惧抓住，第一次有了被遗弃的感觉，对着姑姑的背影放声大哭。尽管前一天晚上我妈做足了功课，向我灌输了上幼儿园的各种好处，还让似懂非懂的我答应她不会乱哭。

博士最后的两年，我没有写日志，转而把时间都用来在公众号上分享经验。我开始意识到把情绪和看法不加掩饰地袒露是一种幼稚的行为，因为有些文字会给别人造成许多伤害。取而代之的，是在疫情后这两年，我开始在意“活在当下”，关注时间如何充实度过，而不浪费在个人琐碎的情绪上。闲下来时，学滑板，学日语，学钢琴，去寻找一种可以跟自己独处的方式，努力地抗拒寂寞和孤独。生活给我们制造的麻烦已经足够多，为什么还要在独处时凭空制造悲伤呢？

我对许多活动也不再抱有以往功利的目的，不是为了取得成绩或向人炫耀，而是为内心的满足。当滑板经过两块地砖的交界发出“咕噜咕噜”的声音时，当Lemon的前奏结束我可以张开口唱第一句时，或者下午五六点坐在钢琴旁，下沉的夕阳将红色的余晖透过窗照进 I Giorni 的旋律时，我体验到一种从前未注意到的快乐，那种不需要和别人分享，不需要炫耀的快乐。

当然，有合适的人可以一起分享快乐，是更珍贵的事。这两年我抓住机会和朋友去了许多地方，密度高过以往任何时候。对我而言，旅途的意义在于和旅伴创造的独特经历：风景和文化都是客观的，只有经历可以私有。疫情带给我的改变之一，是更在意和身边人相处的时间。放在之前，我可能会趁着假期开始一个新项目，抓紧补完一篇论文，尽可能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工作和研究上。但疫情带来的额外闲暇迫使我思考，思考我想给自己的生命创造怎样的价值：当我回忆自己的学生时代，那些闪光的时刻不是提前做完的功课，或者额外完成的项目，而是和不同的人逃离学校的日子。

博士第四年我去了火山湖公园，夏威夷，拉斯维加斯，死亡谷公园，密歇根湖，大烟山公园；最后一年去了凤凰城，大峡谷公园，羚羊谷，拱门公园，峡谷地公园，锡安公园，布莱斯公园，温哥华，哥伦布，波士顿，华盛顿特区，亚特兰大，西拉法叶，新奥尔良，奥兰多，以及刚刚到过的波多黎各。年初我去温哥华找温和住了一个月，那段时间是我这两年最无忧无虑的一个月——如同一种魔法一样，那段时间找工作的压力，研究的压力离我很远，而自己又回到了大学和室友们一起去食堂吃饭，打游戏，聊天的日子。去东海岸的几个学校面试时，见到许多老朋友。这些重逢让整个面试过程变得异常顺利和愉快。或者因为我的人格是外向型，亲近的人对我来说，是治愈的魔法，是我生活的价值所在。

我现在喜欢把旅途拍下来再剪成视频。和写文章一样，剪视频也是一种创作；和写文章不同的是，视频里有具体的人，有客观的东西，不再单纯是自己情绪的表达。视频一般分享到朋友圈，偶尔会发在b站 明瑞大哥哥。

接下来的三个月，我打算游历更多地方，去欧洲和非洲看看。三年前我在医院醒来后，想到如果挂掉，唯一遗憾的，就是没有机会好好看看生长在的这片土地是什么样——我把二十几年的时间花在了三个城市，相比于整个地球，如同一只井底之蛙。但是走过许多地方之后，真的会有不同吗？会找到应对虚无的解答吗？会像乔布斯那样，在尼泊尔的山顶顿悟吗？会像《爱在》三部曲里的主人公一样，找到挚爱吗？会像切格瓦拉一样，在骑摩托游历南美以后，成为自由和革命的象征吗？

也许根本不会什么不同；甚至像当初我满腔热血骑行川藏，还会赔上一只骨折的手腕。人们似乎给旅途赋予了太多意义，给予厚重的期望，希望从中得到精神的升华，却恰恰因为这些想象而不敢轻易去实践。

无论怎样，我的学生时代迎来了终结。学生时代的我，闭上眼睛可以想到三年、五年以后自己的样子——我在什么地方，做着什么；但是现在，我对未来没有一个具体的想象。我突然觉得规划详实循规蹈矩的岁月有点没意思——那么最起码现在，在工作之前，我可以逃离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