学生时代的终结

2022年六月一个多云的午后,我站在学校的喷泉旁,抛出博士帽,看着它旋转地升空,再缓慢地落下。 帽子落回地面的那个时刻,我知道自己的毕业了。无论愿不愿承认,我的学生时代就此终结,尽管许多问题还没有得到答案。

有趣的是,我还记得上学的第一天:1998年九月,姑姑把我送到幼儿园,叮嘱我“和其他小朋友好好相处”后,转身离开。我环顾四周,看到许多陌生的面孔,突然被恐惧抓住,第一次有了被遗弃的感觉,对着姑姑的背影放声大哭。尽管前一天晚上我妈做足了功课,向我灌输了上幼儿园的各种好处,还让似懂非懂的我答应她不会乱哭。

博士最后的两年,我没有写日志,转而把时间都用来在公众号上分享经验。我开始意识到把情绪和看法不加掩饰地袒露是一种幼稚的行为,因为有些文字会给别人造成许多伤害。取而代之的,是在疫情后这两年,我开始在意“活在当下”,关注时间如何充实度过,而不浪费在个人琐碎的情绪上。闲下来时,学滑板,学日语,学钢琴,去寻找一种可以跟自己独处的方式,努力地抗拒寂寞和孤独。生活给我们制造的麻烦已经足够多,为什么还要在独处时凭空制造悲伤呢?

我对许多活动也不再抱有以往功利的目的,不是为了取得成绩或向人炫耀,而是为内心的满足。当滑板经过两块地砖的交界发出“咕噜咕噜”的声音时,当Lemon的前奏结束我可以张开口唱第一句时,或者下午五六点坐在钢琴旁,下沉的夕阳将红色的余晖透过窗照进 I Giorni 的旋律时,我体验到一种从前未注意到的快乐,那种不需要和别人分享,不需要炫耀的快乐。

当然,有合适的人可以一起分享快乐,是更珍贵的事。这两年我抓住机会和朋友去了许多地方,密度高过以往任何时候。对我而言,旅途的意义在于和旅伴创造的独特经历:风景和文化都是客观的,只有经历可以私有。疫情带给我的改变之一,是更在意和身边人相处的时间。放在之前,我可能会趁着假期开始一个新项目,抓紧补完一篇论文,尽可能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工作和研究上。但疫情带来的额外闲暇迫使我思考,思考我想给自己的生命创造怎样的价值:当我回忆自己的学生时代,那些闪光的时刻不是提前做完的功课,或者额外完成的项目,而是和不同的人逃离学校的日子。

博士第四年我去了火山湖公园,夏威夷,拉斯维加斯,死亡谷公园,密歇根湖,大烟山公园;最后一年去了凤凰城,大峡谷公园,羚羊谷,拱门公园,峡谷地公园,锡安公园,布莱斯公园,温哥华,哥伦布,波士顿,华盛顿特区,亚特兰大,西拉法叶,新奥尔良,奥兰多,以及刚刚到过的波多黎各。年初我去温哥华找温和住了一个月,那段时间是我这两年最无忧无虑的一个月——如同一种魔法一样,那段时间找工作的压力,研究的压力离我很远,而自己又回到了大学和室友们一起去食堂吃饭,打游戏,聊天的日子。去东海岸的几个学校面试时,见到许多老朋友。这些重逢让整个面试过程变得异常顺利和愉快。或者因为我的人格是外向型,亲近的人对我来说,是治愈的魔法,是我生活的价值所在。

我现在喜欢把旅途拍下来再剪成视频。和写文章一样,剪视频也是一种创作;和写文章不同的是,视频里有具体的人,有客观的东西,不再单纯是自己情绪的表达。视频一般分享到朋友圈,偶尔会发在b站 明瑞大哥哥

接下来的三个月,我打算游历更多地方,去欧洲和非洲看看。三年前我在医院醒来后,想到如果挂掉,唯一遗憾的,就是没有机会好好看看生长在的这片土地是什么样——我把二十几年的时间花在了三个城市,相比于整个地球,如同一只井底之蛙。但是走过许多地方之后,真的会有不同吗?会找到应对虚无的解答吗?会像乔布斯那样,在尼泊尔的山顶顿悟吗?会像《爱在》三部曲里的主人公一样,找到挚爱吗?会像切格瓦拉一样,在骑摩托游历南美以后,成为自由和革命的象征吗?

也许根本不会什么不同;甚至像当初我满腔热血骑行川藏,还会赔上一只骨折的手腕。人们似乎给旅途赋予了太多意义,给予厚重的期望,希望从中得到精神的升华,却恰恰因为这些想象而不敢轻易去实践。

无论怎样,我的学生时代迎来了终结。学生时代的我,闭上眼睛可以想到三年、五年以后自己的样子——我在什么地方,做着什么;但是现在,我对未来没有一个具体的想象。我突然觉得规划详实循规蹈矩的岁月有点没意思——那么最起码现在,在工作之前,我可以逃离一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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